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“此其父

有过于江上者，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，婴儿啼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此其父善游。”其父虽善游，其子岂遽善游哉？以此任物，亦必悖矣。荆国之为政，有似于此。

不敢议论法令的，是老百姓；死守成法的，是官吏；能顺应时势变法的，是贤能的君主。所以天下有七十一圣，他们的法令都不一样，不是故意不相同，而是时势不同的缘故。所以说，好剑要的是锋利，不必是镆铘的名称；好马要的是能行千里，而不是骥骜的名称。成就功名的人，就是先王的千里马。

楚国有个人过江，他的剑从船上掉进了河里，他赶忙在船上刻了一个记号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剑掉下河的地方。”船停了，他从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。船已经航行了，剑却不会随着船走，这样找剑，不是很糊涂吗？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，就和这个人一样荒谬。时代已经发展了，而法令不发展，这样来求得治理，不是很难吗？

一个过江的人，看见一个人正要把一个婴儿投到江中，婴儿啼哭。这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说：“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。”他父亲会游泳，这个婴儿难道就一定会吗？像这样处理事情，一定会出错的。楚国的做法，和这个人一样。

上代的法令不能照搬，这是因为它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了。后代的人能够效法的，恐怕只有上代人制定法令时候的根据吧！这就是本文讲的道理：世异时移，一切都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照搬老一套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，而应该采用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

本文用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情况。楚国人想偷袭宋国，派人先去测量澭水的深浅做好标志。澭水突然暴涨，楚国人不知道，仍然照着旧标志在深夜中涉渡。结果淹死了一千多人，三军惊哗。这是不知道状况变化的后果。刻舟求剑和援婴投江的故事则是告诉我们时间、地点和人物的变化导致事物变化的情况。

商鞅变法

公孙鞅是卫国宗族旁支后裔，喜好法家刑名之学。他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事，公叔痤深知他的才干，但还未来得及推荐，就重病不起。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，问道：“您如果不幸去世，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？”公叔痤说：“我手下的公孙鞅，年纪虽轻，却有奇才，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！”魏惠王听罢默然不语。公叔痤知道大王有所犹豫，又说：“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重用公孙鞅，那就要杀掉他，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。”魏惠王许诺后告辞而去。公叔痤又急忙召见公孙鞅道歉说：“我必须先忠于君上，然后才能照顾属下，所以先建议惠王杀你，现在又告诉你。你赶快逃走吧！”公孙鞅却摇摇头说：“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来任用我，又怎么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？”结果没有出逃。果然，魏惠王离开公叔痤后，对左右近臣说：“公叔痤简直是病得糊涂了，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，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，岂不是糊涂了吗？”

公孙鞅进入秦国，由宠臣景监引荐而拜见秦孝公。商鞅与秦孝公谈论治国方略。第一天，他们谈了一会儿，孝公便恹恹欲睡，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景监问商鞅面谈的状况，商鞅说：“我与孝公谈论帝道，而孝公却对此不感兴趣。”

第二天，商鞅又去见孝公，孝公仍是意兴阑珊。商鞅对景监说：“我与孝公谈论王道，而孝公对此不感兴趣。”

第三天，商鞅又去见孝公，与孝公谈论，孝公竟然兴致高昂。商鞅对景监说：“我对孝公说起霸道，孝公兴致大发。”

第四天，商鞅再去见孝公时，孝公竟然亲自出门相迎，而两人一坐定之后，便促膝长谈，数日不厌。商鞅对景监说：“我对孝公说起强国之术，孝公听了非常高兴。”继之，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准备推行变法，以实现强国之愿望。

商鞅下令将五家民众编为一伍，十家为一什，互相监督，犯法连坐。举报奸邪的人能获得与杀敌立功者同等的赏赐，隐瞒不报的人则罪过与临阵降敌者一样，给予同等的处罚；立军功者，可以获得上等爵位；私下斗殴者，视其情节轻重处以大小刑罚；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的人，如果生产的粮食布匹多，就免除其赋役；不务正业，因懒惰而贫困的人，全家充为国家的奴隶；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，不能再享有贵族的地位；确立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，分别配给其田地房宅、奴仆侍女、衣饰器物。这样一来，有功劳的人尊贵荣耀，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光彩。